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古老文明的国家之一，因为玉石的通透、美丽，以及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

中国人对于玉的钟爱和崇敬，使中国的玉器文化获得了较早的成熟，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玉艺术始终熠熠生辉，熠熠发光。

从矿石性质上分软玉、硬玉。

硬度小的是软玉，很容易雕刻，可以制作出各种各样的玉石，有乳白色、浅黄色、浅绿色、深绿色等。

翡翠即为硬玉，据说这个名字是从鸟类的名字中得来的，因为鸟类的羽毛是鲜红色的，所以叫做翡鸟。

雌性因其羽色为青色而得名，故被称为“翡翠”。

我国的翡翠矿床，具有较大的空间和较大的储量。

中国的翡翠成矿带以昆仑山-祁连山为主体，东北-内蒙为主体，秦岭-天山阿尔泰山-阴山和喜马拉雅山以及东南海岸为主体。

玉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而其主要内容最终还是归属于艺术创作，是一种精神财富。自从有了玉，就与人类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用玉八千多年，学玉三千多年，崇玉爱玉的国民心态已深入人心。玉器的神性与灵性观念，以及其特殊的力量都源于它。

玉器是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从古至今，礼仪和玉器的文化就有着丰厚而深刻的内涵。

原始社会时期

早在8000年前的裴里岗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铲、斧、刀等石制生产工具。裴里岗文化嘉湖遗址出土了许多绿松石小饰品和玉器。

在陕西南正龙岗寺仰韶文化半坡式墓园，先后发现斧头、铲子、锛、凿、箭头等形状的玉器24件，西川下王岗遗址还出土少量仰韶文化玉环和玉坠。

这些种类的玉石都是混在一起的，和石材一起制作的工具，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很可能把它看作是一种更精致耐用的制作工具，并没有赋予它特殊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玉玄机是这一时期龙山文化中典型的玉器。

这种器具的用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玄机最早见于《尚书·顺典》:“璇玑玉衡，至齐七政”成为人们猜测“玄机”功能的依据。

据《赏玉刻玉》中描述的得知璇玑形状和玉璧类似，外围呈现出三边形、四边形抑或六边形。

夏商周时期

在夏商周三朝的一千八百年间，我国玉器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达到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又一个鼎盛期。

夏、商、周三代充分继承了原始时代的成果，在此基础上，随着人们生产力的显著提高，玉器创作技术也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和变革。

在玉石生产过程中，夏、商、周为了对人类社会玉器的艺术性做出巨大贡献。

这个时候的玉的特点不是要求形状非常相似，而是通过类似中国传统写意画的技法来强调玉的创作魅力。

在制作玉石的过程里，此时的人们表现出更为逼真自然的玉石创作手法，即以时间风格表现自然，强调反馈对象的简洁和真实，采用流畅优美的节奏，并采用更多的装饰性和装饰性玉石设计特点，也体现出其在大自然中拥有纯净美丽的品质。

在玉石的制作上，形成了和谐统一的玉石制作风格。

玉雕技术取得更为显著发展是在商代。

在学习和改进玉线和玉钩雕刻方法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学习到丰富的几何知识。

在这一时期，工匠们希望用更柔和的线条来反映玉雕的美感，并拥有传承数千年的厚重优雅的雕刻风格，创造出标准的玉阴线工艺。

玉雕技术和艺术特色的典型发展是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服务，后来成为雕刻和素描方法的先驱。

玉器的再创造性是周代的一大亮点，结合了古代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习俗，即祭祀活动，礼仪的发展对当时周王朝的玉器创作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周礼》有言，“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六器即璧、琮、圭、璋、琥、璜。“璧”的特征为最中间打了一个圆孔，整体又平又圆；“琮”是中间有圆洞，外围是八边形，整体较高；

“圭”整体通长，下方是四方形，向上逐渐收拢为尖，也有一些上尖下尖或者在两端逐渐收拢的形状；

“琥”音通“虎”一般制成老虎型形状，最初体态接近半圆形；

“璜”一般也呈小弧形，为了喻义“上天入海”，通常雕刻成鱼或者龙之形。

古人的方位顺序为天、地、东、南、西、北，所以《周礼》中这样规定：用璧对待上天，用琮感激大地，用圭代表东方，用璋祭祀南方，以琥礼事西方，以璜表识北方。且东用青色玉，南用红色玉，西用白色玉，北用黑色玉，中央用黄色玉。

东周时期

春秋战国同为东周，也经常被后人同时提及。

但是在玉器制作工艺上，这两个时期却不尽相同，表现在玉石、工艺和装饰方面的差异。

工艺上起先为阴线双钩细龙纹，后为宽龙纹夹厚捻丝纹。随后发展成抽象的龙纹，有细小的扭曲线条和混合的云谷纹。

起先注重意义，并不看重形式，后来意义也不注重了。

当时还有云纹、纹、鳞纹、绳纹、捻丝纹等。春秋整个时代的大部分都是片状的（仅有些许玉石上有些许圆形雕塑），单面装饰是早期特点，双面装饰则为后期特色。此时，玉象征着皇帝对封建领主的权威，象征着封建领主统治特定领土的合法权利。

天子还向诸侯们赠送积极象征与实权意义的玉器，平时赏赐也有玉器的身影。

这一时期的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学生也以玉为媒介，实现了完美的启示和道德说教。因此，玉逐渐演化成为儒家学说的物质载体，秉承了儒家的精神内涵与道德风范。

另一方面，玉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发展得很好，从春秋时期开始发展得很快。

因此儒家思想与玉的结合赋予了玉深绵厚的精神属性与文化传承，象征着儒家仁义德的思想，其意义也变得非常广博。

因此，儒家思想的发展对玉的制作进程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事实上，儒家思想赋予玉的含义已经远远超出其起先作为礼仪祭祀的精神属性，成为了代表君子高洁品质的象征。

这就是《礼记》中“君子不故而玉不去身”的原因。在儒家思想的推动下，玉成了社会上人们喜欢支配和占有的东西。儒家思想可以说赋予了玉以深刻的精神内涵，源于玉的美、稀、深。

两汉两晋时期

经过春秋战国，玉逐渐被赋予了儒家思想。

随后儒家思想在众多智者的推广和普及下得到了强大的发展，尤其是在西汉时期，汉武帝的“百家争鸣、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导致汉帝国统治者尊重儒家思想，并将其提升为国家哲学。

东汉末年，国家局势动荡以及玄学的兴起和统治者对儒学的冷漠，其发展受到了阻碍。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彻底衰落，玉器在其影响下发展缓慢。南北魏晋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进一步衰微，玉器的质量和数量也呈下降趋势。

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一是玄学的兴起严重破坏了儒家软玉观的普及。

玄学保护空言精神，追求精致生活，而玄学则将遵守孔子的规则视为一条链条。

玄学对儒学的挑战和影响导致了儒学的衰落，而“无”的概念直接影响了玉器的发展。

其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也是封建君主儒家思想的弱化和明令禁止的“玉葬”。

此时佛教和道教的兴起伴也严重冲击了儒学，尤其是在信奉老庄教义并遵循长生不老思想的道教中，玉在当时被认为是能够“得道成仙”一种饮食美味，起先汉武帝已经有食玉屑以希冀自己长生不老的行为，这在两晋已然蔚成风气。

隋唐时期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连年战乱，恢复了统一的王朝。唐朝取代了它，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潮，局势稳定且拥有繁盛的经济财力。

在此期间，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变得越来越频繁。在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这种兼容的氛围不仅创造了灿烂而著名的唐文化，而且在玉器方面也表现出独特的性质。唐代玉器始于魏晋南北朝的衰落，也继承了隋朝的简单发展和恢复。

大唐的繁荣鼎盛，以及东西方密切的文化交流，使有玉物质的使用和生产方法与秦汉保有一些相似之处以外，其余方面则是全面革新。

此时的玉器发展如同大病痊愈的病人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

大唐玉器几乎都是新的形式与品类，名称上虽和前朝的一些玉器类似，但形式不同，功能相对简单，一切都从实用性和美观性出发，在汉魏时期作为礼器和丧葬功能的玉器属性在大唐几乎消失殆尽。

现在常见的，如玉搔头、玉梳、玉手镯、玉佛、玉杯，足可见实用性十足。

两宋时期

中国玉器的发展到了宋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时期。

此时的玉器既注重传统的装饰主题又结合质朴自然，体现出自然生活的美和魅力，展示天地人合一的风格。所以宋代玉器少了矫揉造作，多了反映现实的意味。

同时，以高雅的艺术理念强调细腻纯粹的文学风格，给人以清新舒适、自然从容的隐藏之美。它去除了标签，完成了世俗化和日常生活的转变，并与当时的艺术和雕塑行业保持一致。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

由于制作范围扩充，宋代皇宫里也建立了玉石作坊。在民间的许多玉石作坊（出售金、银、玉等纯装饰物），使玉石普及程度进一步推广。

宋代，玉礼器的数量愈加减少，玉器的雕刻以人为本，为人所用。游戏性丰富，民间趣味增强，工艺逼真，亲近自然。

此时的玉器拥有多种鸟类、鱼类和动物，并善于利用动植物的图案来相互补充。因此，动物的嘴里经常有灵芝和瑞草，而鸟类则在池塘和花间穿梭。

鱼类和行走的生物通常以藻类、荷叶、花朵、岩石和树木等场景为装饰。这些品种非常符合宋代文人雅士的趣味，因此在雕刻文物时心思及用刀极其细腻，没有粗加工的迹象。

元代

金元时期，玉器在题材和风格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在继承两宋玉器制作传统的基础上，采用了更为典型的游牧民族生活文化特征，表现出中央传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与文化交流。

它也反映了金元民族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借鉴、继承和发展，以及民族的交融与团结。

除了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常用的表现题材，金、元玉器还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性；在文体上，既强调北方民族豪放豪放的特色，又体现了中原传统文化的精致、典雅、精致之美。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元代玉器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然而，与宋代玉的细腻和优美风格不同，元代玉强调其作品的魅力和粗糙，没有具体或详细的表现。

它体现了元代人民的坚强和英雄精神。

元代墓中出土的玉器相对较少但是流传下来的玉器相对较多。一些秉承了辽金玉器的内容、风格和题材，仍然崇尚野生纹饰的魅力。主要有桃形杯、玉带钩、玉佩、玉带盘、玉玺、玉瓶等。

明清时期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朝代，明清文化发展愈加封闭。

在此时期，有识之士处于学术封锁和追求丰富多样的文化场景的夹缝中，他们甚至在作品中加入了对国家崩溃的悲愤。

面对跌宕起伏的历史，作家们交织着一种腐朽、失落和担忧的感觉。

随着清朝政权采取的尊儒重清的文化政策，加强了对士人的思想约束，极其严重地限制了学派萌生和作家的思想，玉器也受制施高度专制的文化和教育政策。

因此明清时期的玉器关注技巧多，有创新思想的却很少。这一时期的玉器更注重技术而非魅力。

玉的发展已经从五代时期的注重风韵转向了带有体现迷信色彩的趋势。它已经转变为一种精心的工艺，用材料塑造和塑造，象征着美丽。通过玉材料的特性，追求玉的独特美，表现憧憬。

例如，清代慈禧非常喜爱的玉白菜，就是充分利用玉本身形态，并非添加许多创造力呈现出的。

慈禧喜欢这座玉白菜的原因是一方面，它的材料与做工精湛，另一方面，玉白菜摆放在室内也传递着吃喝不愁的幸福感。

想象一下，在那个内有外困的年代，有了吃食，从内心会给人一种粮食绰绰有余感觉吧。

玉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玉石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玉文化也有一定的特征表现，这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玉的道德化与人性化。

中国古代文人雅士一直有佩戴玉器的习性，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均认为玉是高贵的象征。其中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推手就是儒家。

儒家一直把玉比作君子，认为君子应该像一块纯净无瑕的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要有无与伦比的独立性，保持纯净的品质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的品质。

正如孔子所说：第一，玉质地温润，可叹之“仁”。

第二，不易折断，可赞之“义”。

第三，佩挂起来整齐肃然，可悦之“礼”。

第四，敲击时声音舒扬致远，可谓之“乐”。

第五，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可服其“忠”。

君子皆珍爱之，可谓之“道”。

这些美德皆是君子准则，也揭示了玉器与其相符的原因。

第二，玉器成为社会身份的象征，体现了社会等级。

同时，玉器的礼仪功能也反映了国家的礼仪功能。

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等级制度是严格的，难以克服，玉标志着社会阶层。

在唐宋时期，玉佩只能由王亲贵胄和三品以上官员佩戴，而在明清时期，它只能由一品大员和王爷享有佩戴权。

随着君主制和独裁统治的加强，玉器的佩戴权逐渐成为垄断。

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对玉器的划分，到唐宋高官对玉器的使用，再到明清王公子皇孙的一家独大，我们也看到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和独裁统治逐渐加强。

因此，玉逐渐从最初的君子象征演变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统治阶级提高儒学地位恰恰暗中提高的玉器的地位。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南宋朱熹编注儒家《四书》。

随后儒家思想达到了顶峰，影响了明清王朝近600年。

由于统治者对儒家地位的提高，玉作为儒家文化的象征，自然成为上层贵族的“垄断产品”。

第三，玉的精神内涵与美好的象征寓意。

玉不仅是统治地位喜好的物件，而且对民间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人们认为玉是最完美的东西。

例如，在中国地方道教中，以“玉”冠名各路神仙。

就像杨戬师傅“玉鼎真人”。

随着玉器逐渐增多，民间也赋予了许多内涵与寓意。商周时期已经有很多人在玉器上加入了纹饰。

汉唐以来，玉就成了一种流行的配饰，有各种颜色，精致而轻盈，并刻有一些令人高兴的文字。

例如，在明代，玉吊坠上经常刻有“指日高升”和“富贵吉祥”“马上封侯”等字样。直接表达了人们对财富和长寿的美好祝愿。此外，人们认为玉石具有趋吉避凶的功能。因此，玉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载体之一，其功用侧重于器，并集文化、艺术为一体，是社会生活中的宠物，是中华民族留给当今世界极为宝贵的文化奇观和艺术珍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并围绕它，形成了极富内涵、沉淀深厚的玉文化。